山頭林立、遍地插旗─台灣傳統建築彩繪匠派的生成與行跡（1830—1980）
出版日期：
2010-05-25
刊登日期：
2010-05-25
編著者：
李奕興
頁碼：
4
裝訂規格：
0
內容：
一、引子清道光十年（1830），家居泉州府日湖村的郭姓彩繪匠司，應台灣鹿港八郊商戶之邀渡海來台，為眾所矚目的鹿港龍山寺新建物進行彩繪裝修工程；一位「唐山彩繪司」受聘來台施工的案例，就當年台灣大環境來看，似乎是件極其稀鬆平常的小事件，然而就現在來回顧漢人建築彩繪技藝橫的移植來台這二、三百年的經過，泉州日湖郭姓匠司來台且就此定居鹿港執業的事實，則頗有為大陸原鄉建築彩繪工藝類種，經轉化定根為台灣在地彩繪生命大樹的實質意涵，相對於同時期前後的台灣各地，也確有不少來自潮州匠司遊走執業建築彩繪的事實，但鹿港郭家彩繪團隊的率然落籍歸戶，這意涵說明屬於漢文化影響下的台灣，業已開始了台灣在地化的建築彩繪技藝一門的生成，更等同於台灣美術工藝發展史頁書寫的開篇。二、特殊年代下的特殊背景台灣漢族建築營造文化在清中葉的乾、嘉、道時期，因政經明顯穩定成長的鼓舞，直接帶動大量移民潮和城鄉聚落的建制，營建工程及附屬其中的相關工藝產業，也在此時期獲得空前茁壯的契機，不但延聘大陸原鄉「唐山司」來台營建的風氣大開，相對也開啟了台灣本土匠司養成之門。由於傳統社會中，「唐山司」在台灣幾成各類傳統工藝品質的象徵，舉凡大木營造、細部裝修如磚瓦窯燒、建築構件的木雕、石雕或是傢俱小木作，及泥塑剪黏、交阯陶，還是彩繪和刺繡等工藝部門承製的匠司個人、團體，咸成台灣各新興城鎮鄉村聚落爭聘的對象，因此，當台灣在提及「唐山司」同時，也正反映台灣人對原鄉文化不忘本的一種難解的心結情愫，更確切的說，是對當時台灣社會在工藝表現的薄弱自信使然。漢族移墾台灣之初，以墾殖增加生計及立命安身為第一首要的現實，民生技術的表達和發展，自以生活安定為前題，因陋就簡、因地制宜和就地取材，加上本島內陸物資受制於「番界」設定的自我侷限，有關物質建設需求的營造和美術工藝發展呈現點的零星狀態，甚少獲得正面和全面啟動的關照；如此現象儘管自明鄭據台（1661）後一路發展至雍正八年（1730）的七十九個年頭中，也一直大都是以稻作增產的經濟手段和目的為生活核心，而這階段在建築營造與其相關工藝在台灣的發展內容上，並無具體可徵彩繪相關匠司在地化的文獻實證，間接也反映該時期仍是「唐山司」採流動式執業狀態的局面。乾隆年（1736）後的台灣社會，在攜眷來台移民政策放寬鼓舞下，此時全台人口、城鄉質量有明顯加強和膨脹，尤以水利設施開發有成、商業活動（如區域農作分工、兩岸航運）和信仰宗教活動日益活絡，更讓台灣南北城鄉建置深化推波助瀾之勢，而在建築營造與其相關工藝雖仍屬閩粵原鄉型式再現為主流，且專業技能匠司亦為遊走兩岸的流動式執業方式呈現，遍地土木大興連帶啟動營造工程週邊產業的在地初步生產，不過，匠司是否啟開在地化契機，或根本仍未有系統、組織化的建構，甚至匠司名留史書者受傳統士大夫「重道輕器」影響，在在都令現階段台灣建築彩繪匠作與行業生態依然輪廓不得聚焦。有關原鄉工藝美術類匠司來台謀生發展現象，自乾、嘉年以降至咸、同年之際將近一個世紀時光，一直甚少成為清代台灣社會關注的文化課題，在產業經濟論述內容中，傳統農業社會中的工藝美術產業的產值，絕對有其不可忽視的條件，但作為一項特定年代的社會文化課題，就延續既有士大夫優於一切的慣性思維，總是看似缺乏自信下的不願正面記訴，導致清代台灣中末葉年代凡匠藝人文表述篇章的零零落落，還有付諸闕如終難一窺梗概的窘境；尤以號稱傳統建築營造美化的化妝術，即建築「彩繪」發展生態樣貌描述的隻字片語等實狀，堪稱莫名異常。就像自文獻上依稀僅見有台南府城於乾隆年間來自同安的「畫師」莊敬安、道光年間嘉義人林覺、彰化人蔡催慶，或為咸豐年府城人黃雲峰，還是同光年台南人的謝彬（斌）及台北地區的張長茂、張長春等人士，雖聲稱是寺廟畫師，但其所專司職技內容即是建築彩繪一門實務仍有待商榷，則更難定論此時期台灣彩繪匠司活動的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