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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透過攝影的鏡頭，我們最早從西方探險家與傳教士的眼中窺見片段的清領時期台灣。緊接著日治時代透過大量有系統與有計劃的影像記錄，是台灣最早被具體「紀實」的時期。也是在日治時期，屬於本土的攝影家第一次透過西洋人發明的照相機，從台灣人的角度開始看見台灣。戰後的台灣攝影發展則經歷了從被壓抑到百花齊放的不同階段，觀看台灣的目光從外來文化觀點的「他者」之眼，逐漸轉換到成為本土攝影家的「他者」之眼，透過不同角度的特定觀點，台灣從被世界看見到台灣看見世界。然而，這些被看見的斷簡殘篇是否能代表真實的台灣？還是僅屬於攝影師不同風格的個人藝術創作？本文將以「紀實」的角度切入台灣攝影的發展歷程，從文化研究的觀點探討種種「他者之眼」背後的文化脈絡。本文將分析所謂的攝影「紀實」在台灣殖民與後殖民時代中所呈現的「真實」樣貌，試圖解析不同時期國內外攝影家鏡頭背後的文化意涵。每個攝影時代的建構，都源自於「他者」的目光，逐步聚集而成，皆從攝影「紀實」的角度出發，而發展出森羅萬象的獨到目光。也就是經由以上不同時期的「偏見」，我們逐步建構出屬於今日臺灣的紀實，透過「他者之眼」，我們逐漸看見自己！關鍵字: 台灣攝影、紀實攝影、文化研究、後殖民主義一、緒論 十九世紀銀版攝影術的產生除了改變人類取得影像的方式，同時也確立了影像時代的來臨。攝影的紀實性取代了傳統藝術長期以來的主要功能，其影響所及使得西方傳統藝術擺脫了寫實的功能，邁向其他向度藝術性的追尋。攝影術在發明之初，即以橫掃千軍的「紀實」特性取代了美術史上的所有其他寫實工具。自此，「紀實」這個元素成為攝影發展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關鍵要素。海內外的攝影師則對這個特質又愛又恨，先後掀起了多次的攝影風格運動，希望將攝影塑造成新的藝術形式，而非單純的科學記錄工具。 例如十九世紀的「畫境攝影」（Pictorialism）便是此一反對攝影作為一種單純記錄工具的努力成果。 「畫境攝影」的影響所及遍及全球，在東亞影響了日本二十世紀初年整個大正時期（1912-1926) 的攝影藝術風格，也間接影響了台灣戰前與戰後本土攝影師的創作風格，尤其在台灣戰後政治戒嚴的環境之下，「畫境攝影」似乎成了攝影家發揮創意的主流出口，自此以後，「紀實」與「畫境」（或意境）成為攝影發展史中互相較勁但卻密不可分的兩大主流概念。從本文的觀點來說，這兩項特質便是解讀攝影的兩個主要核心概念，缺一不可，相互呼應。 台灣的歷史發展中，在經歷了不同外來文化與不同政權體制的統治下，自然產生了不同的時代變貌。尤其是科技的演進，使得攝影從原本為西方人手中所掌握的高科技紀實工具，逐漸轉化成攝影師手中的專業器材，到現今成為人手一機的大眾生活用品。這種轉折，不僅只是技術上的變貌，更重要的是在詮釋影像的觀點上，從西方帝國主義者「他者」的眼光、到日本殖民統治者的目光、轉變而成台灣本土攝影家的目光、報導攝影家的詮釋的目光、到最終回歸到消費者目光中的世界。現今的影像權力不再掌握在「攝影者」或專業藝術家的手中，經過不斷的複製與再詮釋，攝影者與被攝影者的權力關係透過廉價可得的技術瓦解了西方數百年以來的傳統視點。這種詮釋影像權力的主導權轉換，為本文以下探討的核心議題。在後殖民的社會情境之下，探討影像創作的問題必須回歸到身分認同問題，攝影者與被攝影者的權力關係必須被解構後再重新建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