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日期：
2008-01-08
刊登日期：
2008-01-08
編著者：
賴明珠Lai, Ming-chu
頁碼：
66
裝訂規格：
0
內容：
摘要本文宗旨在探討出生於二次大戰前（1920s-1930s）的四位台灣畫家，他們分別為身經流離、漂泊及語言、文化斷裂不同經驗的群體。透過四位典範性畫家：吳學讓、席德進與賴傳鑑、侯錦郎，探索他們如何將個別的歷史記憶與土地經驗，轉化為視覺的圖像符號；同時檢視他們在尋求自我定位，反思個體與群體關係過程中，如何透過視覺符號標誌不同的集體記憶、慾望和意識形態，將是本文的論述重點。四位畫家的共通性是，都在戰火中成長和受教育，但吳學讓、席德進是在中國完成現代美術學院教育之後，因政治動盪而遷徙他鄉──台灣；賴傳鑑是在被殖民的情境下以藝術完成追求個我的夢想；侯錦郎則在戰後完成學院教育，並長期在異鄉──巴黎活動。四位畫家在藝術創作的表現上，自然地展露出不同的文化取向與土地認同。吳學讓、席德進因流離、漂泊的異鄉人情愫，其創作本源往往指向記憶深淵的文化中國；而賴傳鑑、侯錦郎則比較傾向實感經驗的母土台灣。因主體認同的差距有別，故四位畫家在視覺觀念與表現意象上，乃展現出對家鄉、異鄉、家族、國族不同的慾望與想像，從而架構出戰後半世紀以來台灣豐富異彩、多元駁雜的多重集體記憶。關鍵詞：漂泊流離、文化斷裂、集體記憶、國族想像 一、前言法國社會學家和哲學家塗爾幹（Emile Durkheim,1858-1917）認為，「藝術」或「圖騰形象」是一種「物質性的支柱」，它能夠「在集體生活的活躍階段和消沈階段之間確保延續性」。而其學說的後繼者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1877-1945）則謂，存在於「歡騰時期（effervescence）和日常生活時期之間的明顯空白是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它轉化為各種「典禮性、儀式性的英雄壯舉形式出現，並且在詩人和史詩性的詩歌中得到紀念」。 塗爾幹學派對「集體記憶」的詮釋，原本用於解讀原始社會的圖騰藝術及儀式祭典，但亦延展為剖析個人、家庭或整體社會的記憶、意識及思想的活動。台灣現代繪畫中，出生於1920至1930年代，在戰爭中成長的畫家，大體上可分為兩個群體，他們的成長土地經驗與歷史文化記憶展現相當不一樣的軌跡紋路。第一個群體，其成員大都是1945至1949年自中國逃離而流寓台灣者，他們的童年生活與母體文化肇始於渡台前的原鄉故土。另一個群體的組成份子則是土生土長的台灣人，他們幼年時期的記憶與經驗，大體匯聚了來自本土台灣、戰前日本、戰後中國所型塑、建構的雜交（hybrid）概念。依哈布瓦赫的解釋，「人們可以同時是釵h不同群體的成員之一群，對同一事實的記憶也可以被置於多個框架之中，而這些框架是不同的集體記憶的產物。」 因而只有當我們「把記憶定位在相應的群體思想中時，我們才能理解發生在個體思想中的每一段記憶。」 戰後台灣畫壇這兩個群體中的釵h個體，都嘗試將自身個別的記憶經驗與心靈概念，彙整為「集體記憶」，並納入「記憶的社會框架」中。為了摒除那存在於兩個集體間無法逾越的障礙與疏離，惟有分析、解讀他們以視覺符號所生產、建構的集體表徵理念，我們方能設身於他們的位置，並對這些象徵概念進行客觀的理解與反思。本文的重點集中在探討台灣現代繪畫中，出生於二次大戰前，身經戰火、流離、漂泊及語言、文化橫遭斷裂的兩個集體的畫家們。回顧他們如何將個體或群體的記憶轉化為視覺圖像符號，「架構起數目龐大，彼此交錯、重疊的集體記憶之社會框架」。 依據哈布瓦赫的分析，「不同時期框架的變遷」，會使記憶產生「遺忘」或「變形」。「依靠環境和時點，社會以不同的方式再現它的過去：移風易俗，……使回憶發生屈折變化」。 因而在歷經遷徙流浪、歲月沖刷、滄海桑田等大環境時空因素的異動，兩個集體畫家們所表現蘊含著表徵性的視覺觀念（idea）與意象（image），也會隨著「框架的變遷」，顯然呈現出對家鄉、土地、母體文化的記憶之淡忘、變形、斷裂或重組的「曲折變化」。無論是對1949年前後被迫離開中國大陸者；或者是1945年從日本統治下逆轉為流亡政府統轄的台灣人而言，1930-40年代在戰亂與砲火中遍嚐流離、漂泊、孤獨的滋味，促使兩個群體對國家、土地、歷史與文化的記憶，因社會框架的變遷、位移而產生莫大的衝擊與異變。對前一個群體而言，他們在「環境和時點」的變局下，淪為離鄉背井的異鄉人（the stranger）。記憶與想像中的家園與故國，多年來遊子一直都保持著不被污染、理想美好的形象。然而記憶終究是會淡忘、變形，無法完整如初。家園、故土就如桃花源，是無法回去，是永遠到不了的夢土。因而他們或者持續「魂遷夢繫」於故國原鄉，或者無奈地選擇「他鄉作此鄉」。對後一個群體而言，雖然沒有遭遇被迫離鄉的苦難，然而切身的土地情感與複雜的文化認同，卻迫使他們一再面臨身分的質疑與否定。心靈的漂泊與浮游不安，則是被殖民台灣人永難洗刷的烙印，同時也激發他們對自我國族的焦慮與想望。王德威在〈後遺民寫作〉一文中說：台灣在歷史的轉折點上，同時接納了移民與遺民。……回歸與不歸之間，一向存有微妙的緊張性。……前朝或故國都只能是一代人的紀念。因爲多少年後，遺民與移民的後裔勢將成爲同一地方的土著。然而有關移民與遺民的記憶、欲望、甚至意識形態，卻未必因此銷聲匿跡。它可以成為國族想像──以及政治鬥爭──的資本；當然，它也可以成為文學創作的淵源。 戰後異鄉群及土著群兩個集體畫家創作的淵源，標誌（mark）出各自不同的記憶、慾望及意識形態。本文嘗試以吳學讓、席德進、賴傳鑑及侯錦郎四人為代表，分析他們在透過文化記憶和土地經驗所做的自我定位，並從他們的創作中探索，透過視覺觀念與意象藝術家如何展現對家鄉、異鄉、家族、國族的慾望與想像。